会上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表示，今年3月中，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其中明确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承担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这显示着中央将会加强对香港特区政府的领导、统筹、协调，整合党和政府内外资源，善用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从而更好地强化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和治理能力，让“行政主导”原则进一步落实。
刘兆佳指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在一个时期，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和治理曾受到政治动荡、社会纷争、内外反对和破坏力量肆意妄为的影响，行政主导原则近乎隳废并导致特区政府管治乏力。香港基本法所制定的政治体制，从宪制角度而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政主导体制，因为它赋予特区行政长官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决策权力，包括政策制定权、人事任命权、财政权和在必要时解散立法会的权力。基本法又赋予行政长官作为特区的首长重大责任和强大权力去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准确实践。
他续说，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必须摆脱自信心不足、责任感不强和消极被动的管治思维，方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和奋发有为的政府。他批评，过去特区政府内部分官员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加上国家民族意识不强，不愿意接受其管治香港的权力是来自国家和中央的授权而具备坚实合法性的说法，反而倾向认为由于自己不是由香港居民选举出来，使得自身“政治认受性”偏低，因此往往怯于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权力。这导致在管治时处处受制于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捍卫中央权力时责任感、决心、能力和勇气不足。同时令内外敌对势力更气焰高涨、更肆无忌惮干扰和破坏特区政府的工作。
刘兆佳又批评，港英政府时期的“放任主义”、“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的思维对特区政府施政造成了巨大的主观掣肘，加上“为民请命”的意识不强，使得特区政府对回归后不断累积和叠加的深层次矛盾视而不见或不愿、不敢处理。深层次矛盾的累积和叠加，引发了大量民怨民愤，妨碍了香港的发展，不但极大打击了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更为内外敌对势力提供大量兴风作浪的机会。中央在香港拨乱反正后，香港恢复了稳定，特区政府亦意识到政府必须积极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正式宣告摆脱“小政府”的桎梏。今天，过去对特区政府施政造成主观掣肘的因素已经有所弱化。
他强调，特区政府必须在中央和爱国力量的支持和配合下提升其团结、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方能在社会各界和基层群众的协助下取得充沛和有用的资源来推动香港的发展和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特别在破除利益集团对制度和政策改革的各种阻挠以及推进大型基础工程建设方面。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也要加大力度促进爱国力量的团结和壮大。只有在各方拥戴、群策群力的基础上，特区政府的行政主导威力才能充分彰显，政府的工作才能取得实质成效。新的特区政府上场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有所强化。估计在区议会改革后，特区政府能够好好利用区议会来扩大其社会支持基础，并在此前扎实的社会支持下提升行政机关的管治性能。刘兆佳说，总的来说，行政主导、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过去几年，中央果断出手，颁布实施香港安全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让行政立法关系走向良性互动，连同特区政府和爱国者一起推进爱国力量的壮大建设和有效打击内外敌对势力，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和凝聚的工作以及大力开展国民教育和爱国教育，为行政主导最终的全面落实打下坚实的根基。在特区政府越来越能够实践行政主导，特区政府愈趋积极有为、自信自重、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行使权力、施政“以民为本”和“发展为重”的情况下，良政善治和长治久安有望实现，而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也就能够更好履行他们作为当家人的职责来为香港谋福祉和为国家作贡献。
